梅兰芳的“上海故事”

     （二）、从演《抗金兵》到蓄须明志

    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帝国主义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，突然袭击我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，炮轰沈阳城，制造了蓄谋已久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开始了对中国的新的战争威胁。9月19日，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全城。几十万关东军奉命退到山海关以南。日军随即占领了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等省,并开始向热河进攻……“九·一八”事变,虽然发生在东北,但这一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,对全国人民都是一种极其强烈的震荡,在京剧舞台上唱戏,但有着一颗爱国心的梅兰芳非常敏锐地接受了这一震荡波。

    “九·一八”之后,曰军逼近山海关,北京危若累卵,人心惶惶,剧院停演。梅兰芳在好友冯耿光的催促下,决定暂时离京南迁。1932年春,梅兰芳带着夫人福芝芳等登上了从北平开往上海的火车。

    梅兰芳来到上海后,暂时住在沧州饭店。这时许伯明和他的三个堂弟许伯道、许姬传、许源来也迁到了上海,成了梅兰芳住处的常客。一天梅兰芳的好友叶恭绰(国民政府的铁道部长)来访,他们商议编演一出含有抗敌意义的新戏,不约而同想到了梁红玉的故事,并定戏名为《抗金兵》。随即组成了梅兰芳、叶恭绰、许姬传等五人的编剧小组,共同起草。经过三、四个月时间的编、排,《抗金兵》在上海天蟾舞台推出。以前舞台上一般只演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一段,这次则加以扩充,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,突出了梁红玉不畏强敌、奋勇御敌的精神。梅兰芳饰梁红玉,林树森饰韩世忠,姜妙香饰周邦彦,金少山饰牛皋,萧长华饰朱贵,刘连荣饰金兀术,王少亭饰岳飞。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演出此剧,反响十分强烈,对当时民众的抗战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。

    1932年的下半年,梅兰芳迁入马斯南路121号（今思南路87号）居住,并把原来的书斋名“缀玉轩”改名为“梅花诗屋”。这是一座建于民国初年的英国式洋房,原是义品洋行的产业,后辗转卖给了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。这次冯耿光给梅兰芳租下了这幢房子,冯也就住在前面第一条弄堂里。梅兰芳入住后,底楼作客厅、饭厅,梅氏夫妇住二楼,三楼是梅兰芳岳母及子女所住。1933年梅兰芳又编演了新戏《生死恨》,由许姬传执笔。这个戏写北宋女子韩玉娘被金人掳去后配给男俘程鹏举,玉娘不惜牺牲自己,帮助鹏举逃回故国投军抗敌。后鹏举跟随宗泽立了战功,但夫妻相见时,玉娘已病入膏肓。梅兰芳曾说：“编演这个戏的目的,意在描写俘虏的惨痛遭遇,激发斗志,要摆脱大团圆旧套,改为悲剧。”这个戏到1936年2月26日才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,由梅兰芳饰韩玉娘,姜妙香饰演程鹏举,刘连荣饰张万户。先是连演五天,天天爆满,尽管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秀木等从中捣乱,或唆使日本浪人向台上扔燃烧弹,或是以社会局名义禁演,但梅兰芳不为所动,坚持演出,还移师南京大华戏院续演三天,在观众中激起了一股爱国抗敌的热浪。

    1937年7月7日,日本侵略军在北京芦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,诡称一名士兵失踪,硬要进入宛平县城搜寻,并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。遭到拒绝后,日军即炮轰芦沟桥和宛平城,向中国驻军发动猛烈进攻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七·七事变”。从此,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,抗日战争全面展开。接着日军侵占北平、天津,8月13日,又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,中国军民奋起反抗,“八·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。三个月后,上海失守,政府仓皇撤退到内地,伪政权在南京成立,黑暗弥漫着神州大地。

    日本人和汉奸当然也不会放过梅兰芳，先是上海的特殊人物向梅兰芳间接地提出“某方”的要求,希望他能在电台上播一次音,紧接着又有人劝他演几场营业戏。梅兰芳都以不久要去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而加以回绝。为了避去这些骚扰,梅兰芳在老朋友马耿光、许源来的精心安排下,于1938年春携家眷,率剧团乘上海邮轮到达香港,剧团在香港演出了20天,此次同去的演员有郭仲衡、宗潭、宗正等,演出了《举鼎观画》、《碰碑》、《喜封侯》等戏目。春末演出结束,剧团返回大陆,梅兰芳决定全家人留居香港,租了干德道8号的一所公寓作为住所。在香港,梅兰芳深居简出,只与少数几位好友往还。他每天看报、作画、学习英语、集邮,有时关起门窗练功吊噪,或让许源来吹笛子唱几段昆曲。

    梅兰芳从1938年春天到1942年夏天,在香港总共耽了四年多时间。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,很快香港也陷落了。就在日军侵占香港那一天,梅兰芳决定蓄起胡须,没几天,他白皙的脸上挂起了浓黑的小胡子。他的孩子不解地问：“爸爸,您怎么不刮胡子了?”梅兰芳幽默地答道：“我留了小胡子,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?”一天,一个叫黑木的日本人来到梅家,他说九龙日军司令酒井要梅先生去一趟,梅兰芳想敌人己找上门来,早把生死置之度外,他拿起帽子说：“现在就去吧!”到了司令部,酒井装出一副很客气的样子,他说他在北京的日本使馆当过武官,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,看过您的戏,和您见过面。他看梅先生留了胡须,用惊讶的口气说：“怎么留胡须了?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,怎好退出舞台?”梅先生说：“我是个唱旦角的,年纪老了,扮相、嗓子都不行了,该退休了。”酒井听了沉吟了一下,让黑木给梅先生搞一张特别通行证,并且用汽车把梅先生送回家。

    梅兰芳虽然闯过了这一关,但对他的威胁、麻烦接踵而来。梅兰芳在香港,日子也一天比一天难过,他先设法把两个孩子葆琛、葆珍设法送回大陆, 1942年夏天,自己也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取道广州飞回了上海,重又住进了马斯南路的旧居。回到上海后,梅兰芳还是蓄着胡须,闭门杜客。可是,来自日伪的压迫还是没有间断过。这一年的秋天,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,他邀梅兰芳作为团长率剧团赴南京、长春和东京轮回演出,以庆祝“大东亚战争胜利”一周年。梅先生指着自己的胡须说：“我早已退出舞台了!”褚民谊阴险地笑道：“小胡子可以剃掉么,退出了可以回舞台么!”梅兰芳针锋相对地说：“我听说褚先生喜欢玩票,大花脸唱得挺好,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,不是比我强得多吗?”褚民谊自讨了没趣,只得悻悻地离去。

    但是敌伪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。没多久,又由华北驻屯军报导部部长山家少佐出面进行胁迫,他委派北平《三六九》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去办理,朱复昌想出诡计,如果梅不肯登台,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,这样就难以回绝了。梅兰芳的表弟秦叔忍和姚玉芙想出办法,给梅兰芳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,因为梅先生有过敏,打预防针立刻会发高烧,果然烧到42度,这一苦肉计终于又一次抵御了日伪的胁迫。

    梅兰芳几年不演戏,经济没了来源,而沪港两地开销又大，历年来的一些积蓄已经用得荡然无存了。他只得靠卖画,靠典质、变卖古董古物度日。一年除夕,梅兰芳的岳母寻找过年时用的古瓷碗,怎么也找不到，梅先生悄悄地对她说：“老太太,别找了,早就拿它换米啦！”上海几家戏院老板见他生活窘迫,争先邀他出来演戏,但他一一婉言谢绝。有一名汉奸也出来用金钱利诱,说：“只要梅先生肯出来，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”。梅先生听了嗤之以鼻。后来几位朋友提议梅兰芳画一批画,开一个画展,这样可以有一整笔的收入。梅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,每天深夜作画,有时竟通宵达旦。那时日本鬼子怕轰炸,常常停电,实行灯火管制,为此梅先生买了一盏汽油灯,有一次在点灯时,火冒出来把手都烧伤了,后来手上一直留了一个疤。梅兰芳的花卉、翎毛、人物特别是佛像画得颇有功力,独具神韵,画展果然开得很成功,定画、买画的人非常踊跃,人们一半是赞赏他的画作,一半是敬仰他的人品,同情他的窘境。就这样,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维持。

    梅兰芳在抗战八年中,息影舞台，蓄须明志,得到了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许,戏剧家田汉曾赋诗吟咏,云：“八载留须罢歌舞,坚贞儿辈出伶宫。轻裘典去休相虑,傲骨从来耐岁寒”。

    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,梅兰芳高兴得热泪流淌,当下他就把胡须剃得个干干净净,并开始练功、吊嗓、看剧本。两个月后,梅兰芳参加了抗战胜利的庆祝会,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演出了《刺虎》。在重上舞台之际,梅兰芳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登台杂感》一文,抒写自己的感想。他说：“沉默了八年之后,如今又要登台了。诸君也许想象得到,对于一个演戏的人,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人,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,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。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,我心如止水,留上胡子,咬紧牙关,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。一想到这个问题,我总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。当胜利消息传来的时候,我觉得浑身充满着活力,我相信我永远不会老,正如我们长春不老的祖国一样。前两天承几位外籍记者先生光临,在谈话中问起我还想唱几年戏,我不禁脱口而出道:‘很多年,我还希望能演许多许多年呢’。”他还说：“我这一次登台,有一个更大的意义,这就是为了抗战的胜利。在抗战期间,我自己有一个决定：胜利以前我决不唱戏。胜利以后,我又有一个新的决定,必须把第一次登台的义务献给祖国。现在我把这点热诚献给上海了。为了庆祝这都市的新生,我同样以无限的愉快去完成我的心愿。”阔别舞台八年之久的梅兰芳重登舞台,也使观众们欣喜若狂。虽然梅兰芳演技未免有点生疏,但观众却报之以最热烈的彩声和掌声。接着梅兰芳又与姜妙香、俞振飞和“传字辈”几位演员在美琪电影院演出昆曲《断桥》、《思凡》、《奇双会》、《游园惊梦》等,平常不大卖座的昆曲,这次却也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上海的街头巷尾、茶坊酒肆,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梅兰芳,人们说他八年来情愿吃苦不肯唱戏,今天重登舞台,还是那么精神抖擞，不减当年,真不容易啊!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转自：上海文联 作者:沈鸿鑫